“做文明有礼的北京人”，每天都见到这条标语。在老北京人里头，老舍先生大概可以做“文明有礼”的代表，他具有老北京人的细致、周到、善良、正直。新北京人呢?我不知道。

　　“文明有礼”其实并不简单。先说“有礼”。因“性侵”丑闻而黯然离职的前IMF主席卡恩先生，他的“性侵”当然是无礼的，但在日常生活中，绝对是彬彬有礼。深陷丑闻的他，去饭店就餐时，会微笑着和邻座打招呼。我可没学会和邻座打招呼，尽管仔细一想确实应该，因为你就餐时或多或少会打扰邻座。所以，“有礼”需要学习。

　　再说“文明”。我曾订阅或购买过的围棋杂志有:《围棋》月刊、《围棋天地》、《围棋春秋》等。吴清源的父亲当年从日本给他带回的围棋杂志是:《敲玉余韵》。真是古风浓郁。周作人留学日本，觉得日本不仅是异域，更是往昔。往昔的中国确是文明古国。

　　学者马森所见到的解放前的北京是这样的——

　　最使我倾心的正是北京居民待人接物的方式，礼貌周到，温文尔雅，不愧数百年来生活在天子脚下所养成的知理守法、包容大度的习惯。正因为北京曾为数代帝都，居民习于进京赶考的外省士子以及各地进京为官的外地人，所以对外来者绝无歧视。特别是后来经验到上海人、香港人对外地人的不屑以及台湾人对外省人的敌视之后，尤感北京居民的难得。北京话是国语的基础，清脆动听，可以字字入耳，北京人措辞的委婉、幽默，更是数百年高度文化发展的结晶，使外来者自动放弃一己的方言。那时我曾想，北京正是我希望常居久安之地。

　　1981年(经过文革的摧残，百废待兴)，马森再度来到北京，见到的却是这样的情形——

　　遇到的人们多半面无笑容，街头常有互呛的路人，甚至大打出手，商店的女店员无不摆出一副晚娘脸孔，对顾客爱睬不睬，这些都是过去的北京人鲜有的行为;再加上公交车的乘客争先恐后挤得上不了车，街上又无出租车可雇，出门很成问题;饿了也难找到一家有座位或卫生条件使人不担心的餐馆。最令人不容易忍受的是似乎人人都在随地吐痰，一不小心裤子、鞋袜就有被玷污的危险。我不记得解放以前的北京人有这种习惯。心中不免懊恼，我一向梦想的城市怎会变成这副模样?

　　现在的北京好多了，但离“文明有礼”大概还有一段距离，需要我们精心培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