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在中国图书发展史，还是在古代出版史上，建阳刻书业都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

　　建阳刻书发达的原因和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地理乃至人口等方面都有密切的联系。两宋时期，闽北因偏处东南远离战火，相对安稳，这为福建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实现了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特别是宋都南迁，使得闽北成为沟通福建与外省的走廊，大批中原人士的南迁，使建阳成为传播中原文化的重要基地。

　　建阳地处山区，盛产优质梨木，是刻制雕版的好材料。另外，闽北盛产毛竹，造出的竹纸质地坚韧，也是印书的好材料。

　　文化的南迁，使得福建文化在多方面引领全国的潮流。如科举文化，两宋福建的进士多达6869人，占这一时期全国进士的五分之一强！据《宋史·宰辅表》统计，两宋福建位至宰辅的有35人，其中闽北就有15人；《宋史·儒林传》统计，两宋时期的大儒，福建有18位，其中闽北占9位。

　　值得一提的是以朱熹为代表的“考亭学派”在此讲学传道，使得这里书院林立，讲帷相望，仅麻沙一带就有书院近20所。这里不只有建阳子弟读书，更吸引了四方学子负笈来学。书院文化为建阳刻书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环境，使其雕版刻书数量居全国之首。朱熹在《建阳县学藏书记》中称：“建阳版本图书，上自六经，下至训传，行四方者，无远不至。”

　　建阳刻印出版的图书俗称“建本”，“建本”刻印的书籍门类齐全，数量众多。除《周易》《尚书》《毛诗》《周礼》《礼记》《春秋三传》《论语》《孟子》等图书外，同时刊行了《家居必用》《事林广记》《农桑辑要》《卜卦算命》《医书宝典》等满足百姓需求的百科杂书。除此之外，刻书家为招揽读者，大量创作、出版小说题材的图书，甚至还创新将绘图插入书中，上图下文，开创了古籍版画的先河。著名通俗小说《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杨家将》等最早版本均出自于“图书之府”。《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称，历代“建本”图书，被列为国家级古籍善本的，史部书480种、子部书505种、集部书304种、丛部书8种。据《古今书刻》称，建阳刻书仅在明代就已有366种。明嘉靖《建阳县志》著录建阳书坊的刻书多达451种。

　　建阳刻书业的繁荣，使得天下书商贩者往来如织。“西江估客建阳来，不载兰花与药材。装点江山真不俗，麻沙坊里贩书回。”这是清初诗人查初白对麻沙、书坊刻书盛况的描述。刘克庄在任建阳县令时，目睹两坊刻书盛况后大为感慨：“巍巍考亭，为宋阙里，两坊文籍大备，比屋弦诵。”

　　千年以来，“建本”在中华文化传播史和文化发展史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对中外文化交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宋元时期，“建本”图书广泛传播到日本、朝鲜及东南亚、欧美各国。泉州为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麻沙版书曾与其他闽产经此漂洋过海，运往世界各地。宋代“建阳七贤”之一的熊禾就说过：“儿郎伟，抛梁东，书籍日本高丽通。”“儿郎伟，抛梁北，万里车书通上国。”泉州海船就载过五色缬绢与“建本”书籍与新罗的人参、布匹交换。祝穆所著的《事文类聚》麻沙本曾流传到朝鲜，被印成活字本广为流传。宋代对日贸易，书籍为其大宗。《新雕皇朝事实类苑》曾流传到日本。1621年，日本后水尾天皇曾将它翻印赐给公卿诸臣，促使日本掀起学习中国文化的热潮。据《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所录，明代建阳书坊刻印的小说，仅《三国演义》一书在国外就有20多个版本。除政治、文化、教育外，通过“建本”传播到世界的还有科技、医术等诸多方面涉及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知识，对促进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发展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世事沧桑数百年，物换星移几春秋。宋刻麻沙版书屡经磨难，现已世稀难得。早在清代，它就以页计价，身价倍增。“沪渎偶出一宋季元初麻沙坊刻，动估千金。”抗日战争前夕，浙江图书馆曾收购宋刻麻沙版《名臣碑传琬琰集》，以其流传太少，弥足珍贵，以每页计价银元五枚购进。解放后，宋代麻沙版各类书籍在全国各大图书馆均被纳入善本之列，妥为收藏。2012年12月在北京保利拍卖会上，南宋麻沙刘仕隆宅刻本《钜宋广韵》五卷，以3450万元成交。

　　为弘扬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雕版印刷技艺，“建本雕版印刷技艺”于2005年10月被列入“福建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2015年3月，国家正式建立“中国印刷博物馆福建建阳印刷文化保护基地”。建阳区委、区政府以及相关部门从2014年起积极开展“建本雕版印刷技艺传承人”活动，除评选出首批“建阳建本雕版印刷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恢复“建本”研究会外，重建起“建本”博物馆。201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福建时，特别谈起“图书之府”“建本”，这进一步激励世人认识古人创造的文化辉煌。“建本”的意义非止是中国印刷技术上的发明和发展，更在于它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的伟大时期，对中国文化与教育空前的传播与教化。

　　“建阳书本满人间，历事三朝远百蛮。”建阳麻沙和书坊，是中华文化的光荣和骄傲，也必将在未来继续书写浓墨重彩的华章！（李加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