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92年8月从教育系统调到姜堰检察院的，从事检察工作的日日夜夜、岁岁月月，我经历了许许多多值得回忆、值得记取的事件，这其中发生在2000年，也就是整整15年前的一件办案趣事至今时时让我想起。 

　　那年8月下旬，我和同事去古城扬州调查取证，也许是案情时隔太久的缘故，犯罪嫌疑人的记忆也是不很准确。我们要找的证人叫章宁，家住扬州，是北京某报社驻扬州记者站记者，现已退休。临行前，我们打电话向北京那家报社了解章宁的现况，报社口气坚定地答复：“扬州站已撤掉，曾经有一个记者，叫夏林，70多岁，不姓章而姓夏，非彼‘宁’而此‘林’。”我们想，可能是犯罪嫌疑人把姓记错了，名嘛，属同音现象。 

　　到了扬州，我们通过当地公安部门查到夏林的住处，在居委会的帮助下，找到了夏林，这是一位年近八旬、有着60年党龄的离休老干部，擅长写作，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被北京那家报社聘为驻扬记者，多年来笔耕不辍，发表稿件四五百篇，被扬州市委评为“老有所为的优秀共产党员”，当我们问及案件中的有关情况时，夏老一口否认。然而，犯罪嫌疑人竟说得有鼻子有眼的，到底怎么回事?带着疑惑和不解，正要和夏老道别时，我们猛然醒悟：“扬州有没有个叫章宁的岁数大一点的记者?”那瞬间，我们的思维跳出北京那家报社这个局限，夏老想了想，说：“是有一个，但不是立早‘章’，而是弓长‘张’，不是列宁的‘宁’，而是双木‘林’。是扬州某新闻单位的记者，也是离休干部。”但夏老又非常肯定地说：“你们不要去找，这个张林，我清楚，他不会扯到这事上。” 

　　晚上回到旅馆，我俩一合计，认为夏老提供的情况很有价值，犯罪嫌疑人讲的也是章宁，同这个张林，名姓同音，职业、年龄都相符，多半是犯罪嫌疑人只记住了姓名的音，而没有留意字。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赶到扬州那家新闻单位，经向办公室主任打听，确有张林其人，是该单位的离休干部，刚过古稀之年，建国初期就从事新闻工作，是该市知名的老记者，但不巧，张老这天外出办事，晚上回来，等到夜里九点多钟，我们才同张老联系上，约定第二天见面，总以为，这回事情该办成了。殊不料，次日同张老交换情况时，张老不假思索地说：“弄错了，你们要找的可能是另一个章宁，立早‘章’，列宁的‘宁’，60多岁，是北京某报社驻扬州记者站记者，但好像不是你们说的那家报社，具体报社名称说不上。” 

　　张老讲，此人四五年前与之打过交道，住地只能是大概的印象。咦，这倒好，从最初犯罪嫌疑人交代的章宁到夏林再到张林，现在又回到章宁上来，就像做了个圆周运动似的，这回不会再错吧，凭感觉，要找的“真人”就要出现了，然而真人就是难露面，我们到公安机关调人口信息档案，并无这个年龄段的章宁，无奈，循着张老的模糊记忆，我们在偌大的居民生活区走访问询，通过居委会翻阅去年人口普查资料，均无结果。 

　　山穷水尽之际，常常是柳暗花明之时。我们定了定神，调整了思路，张老的记忆不能肯定，但大体方位不会错，会不会在马路对面不远处的另一个生活区呢，去看看，碰碰运气——这回终于推开了成功之门，遇上一位热心的老居委会主任，她对本区的住户很熟悉，根据我们的介绍，她想了又想，说：“有这么个记者，60多岁，不过真名不叫章宁，章宁是他的笔名。”难怪，公安人口信息上没有这个章宁，难怪电信部门的“114”查询台没有这个章宁，总算找到了要找的人，这个笔名叫章宁的人，是北京另一家报社驻扬州的记者，今年67岁，身体挺硬朗，退休多年，仍然四处奔波搞创作。在我们说明来意后，章宁配合我们核实了有关情况。 

　　这趟扬州之行意外地遇上夏老和张老，虽然他们莫名其妙地被卷进来，但对我们丝毫没有责怪之意，相反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积极的配合，我们油然而生敬重之情。事后，我们专门打电话向二老说明了情况。 

　　时间如梭，如今已经整整15年过去了，这些年里，我们经历过不少办案中的艰难曲折，也亲眼见证了检察事业的蓬勃发展，而我也从当初的一名检察新兵，成长为院党组成员之一。如今，我们的办案条件和信息化水平早已是今非昔比，但始终不变的，是我们对每一起案件事实和细节的孜孜以求，这已经成为了我们泰州检察人的精神DNA，引领着我们在追求公平正义的大道上义无反顾，阔步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