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庚在他的绘本里说到的那种老北京生活和老街坊命运，点点滴滴都来自真实的生活而非书本，最难得的是细节，那绝不是旧文史典籍中所收录的。
被土著所摒弃的东西读者当然是看不到的，那往往是以讹传讹的错误。譬如赵润田后来在其文章中谈到北京小吃，特别厘清了有些常在电视上露面的人所宣扬的错误说法，那些所谓“名人”说老北京人喝面茶不用勺子而是转着碗边吃，吃完，碗内干干净净一点儿不剩，甚至说吃炒肝也是那样吃法，还感慨于吃法的“失传”。其实，根本就没有那个吃法，那是乞丐的样子!做什么事都讲究面子的北京人绝不会那个德行!
但就那么以讹传讹地传播着，真正的老北京人听了，一笑而已，你没地方跟糊涂人说理去!像这样的错误，土著会避免出现在自己的述说中，他们不会传播错误的说法。北京土著自己写北京，有别于仅仅深挖旧籍典故的普遍做法，而是以生于斯、长于斯的亲眼所见和深切感受来写北京，绝非浮在文献之上者可比。
他们从自然而然的生活中来，随手写下自己的亲身经历，这是一种优势。笔者作为出版从业者，接触这两个北京土著，恰恰都肖兔，但一位是1939年之“兔”，一位是1951年之“兔”。前一位是关庚，建筑师，供职清华大学，后一位是赵润田，记者，供职媒体。当然，现在他们都退休了。有趣的是，他们都把职业发挥到极致，建筑师擅绘图，于是把记忆中的老北京诉诸笔端;记者可拍摄，虽是文字记者本行，但对镜头画面别有一番领略。他们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工作在北京，对北京的爱是深入骨髓的，北京的每一步变化都牵挂在他们心头。
关庚的两本书一本叫《我的上世纪:一个北京平民的私人生活绘本》，一本叫《我的老北京:一个平民的私人生活绘本》，一看书名就知道，既是“绘本”，便会有文有图。他是写得好，画得也好。
关庚1939年出生在北京市朝阳门内胡同中的一座宅子里，后来在新鲜胡同小学读小学，那所学校送走一批又一批北京孩子，于今犹存。台湾作家李敖也是那学校毕业的。关庚先生在书里写到、画到围绕那所老学校发生的很多有趣的东西，那些远去的作者的同学、家长和往事，能勾起很多人对自己曾经生活的回忆。令人解颐、令人唏嘘、令人深思，如在眼前。
民国时期的北平朝阳门，老北京称为“齐化门”。齐化门这名从元朝起就这么叫着，一直传到今天老北京的口中。齐化门内有个欢畅大院，老关家就在那里。关庚先生把自己在那一带几十年间的生活经历，用图画和文字再现出来，写出了一片街区的“史记”、一个人的“老北京清明上河图”。
他充满感情地为老北京朝内地区底层人物立传，描摹日常生活细节，原汁原味，具有难能可贵的亲历感和真实性，散发着独特魅力。他把老年间许多行当又写又画地再现出来，卖小金鱼的、卖黄土的、卖熏鱼儿的、打鼓儿收旧货的、卖芸豆饼的、摇煤球的、倒水的、卖盆的、糊棚的、卖凉粉的、磨刀的、吹糖人的，如此等等，都是老北京街巷里的故旧风土。仅仅几十年，社会变化太大了，许多景象已经风流云散，关庚先生把它们永远地留在了纸上。
不看他的书，你想不到那时的警察每日出操的时候居然是光着上身的，开棺材铺的三大爷因为腿脚有毛病，走路有点斜，别人会给他起一个那么形象的外号“墙里钻”。书里不少人都有外号，俏皮得很，也是一种民俗文化。金鱼胡同口东天义京酱园少掌柜因为脑袋长得有点长，就得了“大酱萝卜”的外号，“大酱萝卜”结婚了，媳妇身形浑圆，有人就给起了个外号叫“苤蓝”——这外号都没离开咸菜行当。
他当然在很多方面写了他自己。他温情地回忆了自己的恋爱经历。画中一位大辫子姑娘迎面走来，双手叠在前面，拎一只买菜篮子，很矜持的样子，对面的小伙子不用说，是关庚先生自己了，提包在手，脸朝向姑娘。那是在朝内小街口，姑娘先叫了一声“胖子”，关庚才上前与这位叫“小妮儿”的姑娘答话。小妮儿是关庚一位要好同学的表妹，以前只是见过，此番街头偶遇，成了他们终生厮守的开端。如今，“胖子”和“小妮儿”已经牵着手走过无数“小街”，黑发变成白发，老院变成楼房，不变的是柴米油盐的日子，是相濡以沫的深情。
赵润田先生是另一种样子。他比关庚恰恰小一轮，他1958年上的小学，是“三年自然灾害”“文革”“插队”“恢复高考”的过来人。大学念的是中文系，在文字方面下过很深功夫。他本是文字记者，此刻却变成摄影记者，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唱老生的改唱花旦了。
赵润田在为北京胡同留影时，数码相机还没时兴，那时他使用的是胶片机，几年下来，他积蓄了数千幅胡同照片。他与“北京胡同保卫者”华新民就是在那时认识的，那一年，华新民在太庙举行的“留住胡同”影展轰动一时，他们在那个展会上互相鼓励，倾诉对北京胡同的深情。
赵润田把北京胡同用相机捋了一遍，有些地方还是反复去的。有时有针对性，有时是“扫货”。他白天拍摄，夜晚写作，终于绑成一本图文并茂的《寻找北京城》。他不想写地图上的北京，不想堆砌掌故，他说那没意思，记者的本性使他始终是一个“在场者”，见证着拆迁时期的北京。他的叙述语言并没有使用老北京话，尽管他也会，他是用极为晓畅的话语娓娓道来，让读者觉得作者就坐在对面述说着，亲切得很，而那种稔熟古典文学的底蕴，你慢慢就会感受到，那绝不是使用亮丽的词语能够实现的。
他说自己与拾荒人是同道，在经历拆迁的胡同里，只有他和身背麻袋的拾荒人穿行在砖头瓦砾中，算“同是天涯沦落人”。他同情他们，有时还顺便做点小型采访，听他们说说自己的经历和境况。他说自己当记者当出了“病”，不搭讪几句心里别扭。
前门大街改建时，他遇到一对外地夫妻，用榔头敲掉粘在废钢筋上的水泥残渣。几句闲聊下来，赵润田知道了两口子的儿子也在北京，上大学，计算机专业，他们捡工地废品卖钱供儿子读书。两口子住在离前门很远的丰台新发地，租了一间农民房，骑一辆小三轮在京城闯世界。赵润田对他们说孩子专业不错，好找工作，两口子更乐了。赵润田提出给他们拍一张作品，女的拍拍身上的土，在钢筋前站直了，脸上笑着，刚才聊到她儿子让她高兴的劲头还在，男的倒有点腼腆。
赵润田说自己和这对夫妻是一样的，在那些别人不去的地方，他们寻找人生。小夫妻在捡拾希望，而他在寻找倒坍的历史。
有趣的是，赵润田采访过关庚。那时，赵润田作为北京市委外宣办杂志《北京》的编辑部主任，特地约请清华大学出版社有关领导一同专程到关老家里。两位为同一家出版社写北京史地专著的“老北京”见面，说着他们当作宝贝的老北京，说着自己走过的路，相互推重，其乐融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