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草稿”确实是个写作的好习惯，但就怕“打”错了地方。冯梦龙的《古今笑史》里说，北宋有个叫陈东的官员在苏州断案，判一个人流放之罪，“命黥其面，有‘特刺配’字”。刚刺完，一个幕僚马上对长官附耳道：“凡言‘特’者，罪不至是……非有司所得行。”陈东不敢怠慢，立刻命令将“特刺”改成“准条”，“再黥之”。后来有人向中书门下和枢密院推荐陈东，有关领导人马上回答——“此人不就是在别人脸上‘打草稿’的那个家伙吗？”
有人说，陈东倒霉，碰上了一个原则性很强、记忆力超群的“组织部长”。实际上，干了更多、更恶劣的在人家脸上任意驰骋的勾当，却弹冠相庆的，大有人在，只是陈东比较著名而已。
在司法实践中，如果像陈东这样“打草稿”，把人不当人，那就糟糕了。
清代的陈恒庆写过一本《归里清潭》，其中说他在某地当政，曾经命手下在人家脸上施“黥刑”，要求把那个繁体的“窃”写成简体的“窃”。笔画少了，意思没变，人家的痛苦却少了些。夸赞自己仁义宽厚的回忆录，我读过不少，唯有这一则记忆深刻，这大概是因为陈东的“打草稿”在前面做了反衬。
自古以来正直而有见识的司法官，最见不得在别人脸上“打草稿”，当然，那种一贯“将错误进行到底”的作风，则另当别论。倘若我们很幸运可以“穿越”到古代“听差”，多数肯定愿意去侍候不在人家脸上“打草稿”的“领导”。
当然，也不排除少数人可能会乐意在一些“滑头货”的掌心内翻翻筋斗，这般的“陈东们”，“滑”是“滑”了些，一旦很快发现发布的命令，有悖于领导的意愿，而且有僭越权威的嫌疑，就毫不犹豫地改过来，比较识时务。在他们的手下，雷厉风行是要吃大亏的。“差役”执行起来，动作越慢越好，以此来等待老爷发现错误，等待新的变数。“等待”是喜欢“打草稿”的“陈东们”逼出来的。社会就往往在这种“打草稿”和“等待”中，扭曲了人道和慈善，把“广泛听取民意”的过程，一笔带过，缺乏根本的重视。
现在的有些人以为——陈东“打草稿”富于自我否定的勇气，刚刚出锅还热气腾腾的“规定”或“举措”，很快又被自己否定，因此，遭到诟病和闲言无疑是难免的。如此“勇气”，终于使人们明白了激励机制和惩罚机制在改变认知和行为方面有着多么重要的作用。无论哪一只猫，一旦被火炉烫过之后，再也不敢坐在火炉上了，尽管有时候炉底下灰烬冰冷。
现在经济建设中的“乱拆胡建”和其他方面的“翻烧饼”，跟“陈东们”在司法实践中的“打草稿”相比，“手笔”要大得多了，危害当然也严重得多了。
（茅家梁：杂文作家，曾获第十四届中国新闻奖、全国报纸副刊复评金奖、新疆新闻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