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9日周三

　　我第一天到院“阳光检务大厅”案管窗口上班，非常兴奋，因为在窗口工作可以直接为前来办事的人民群众提供诉讼服务，借用《士兵突击》里“许三多”的话来说：“这件事有意义。”

　　2016年1月14日周四

　　上午，窗口来了一位怒气冲冲的老先生。“同志，我跟你说……”老先生说起话来滔滔不绝，一件事情翻来覆去地讲了几遍，每到激愤处，右手敲着柜台，眉毛拧到一起，嘴唇都在颤抖。我终于明白了他的来意：他被人骗钱了，来查询案件进度。在他眼里，我也许不只是一个窗口工作人员，可能代表着检察官，代表着检察院。我想着，有苦就让他诉，有理就听他讲，有泪就陪他流，等他说完了、闹累了，心里就不那么憋屈了。趁着窗口还没来其他人，我打算多听他说会儿。我认真倾听，适时回应，让老先生一次讲个够。

　　“您带身份证了吗？”老先生年纪大了，听不清楚，我提高音量喊。

　　“带了，我工作证都带来了，你看……”

　　那是某省政法系统的工作证，上面贴着一张着西装式制服的照片，还夹着一张着军队式制服的老照片。他兴致勃勃地讲起了退休前的工作经历，讲到兴奋处神采飞扬。

　　这有点跑题了，但我没打断他，老年人找个人说说话不容易啊。我看到很多新闻报道，骗子用热情和关怀打动空巢、寂寞老人以达到骗钱目的；甚至有的老人明知受骗，还继续给钱。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这位老人家年龄和我父母相仿，我看着他，想起了远在山东的父母。我多希望像这样，和他们坐在老家的院子里，听他们诉诉苦，或者吹吹牛。

　　“大爷，您知道嫌疑人叫什么名字吗？”我请老先生出示了身份证，核查、扫描、存档，凑近了窗口喊话。

　　“闺女，我不记得了，好像叫×××”。

　　我拿出纸、笔，老先生先后写了四个名字，我在全国检察机关统一业务应用系统里都查询不到。我给老先生讲了案件查询的工作规定，我已竭尽所能，但按现有的信息无法帮他查到相关案件。

　　“没事，闺女，我回去再想想。”老先生非常通情达理，反而安慰起我来。

　　老先生起身离开，频频回头挥手和我告别。过了一会儿，老先生又回来了。

　　“闺女，我忘了让你看看，我穿的这身是建国以来我们的第一代制服。”他脱了外套，给我看衬衣和领带；他抬起腿来，向我展示军绿色的裤子。

　　2016年1月25日周一

　　一位犯罪嫌疑人亲属来查询案件，把声音压得很低，惊慌不安地看向左右和身后，生怕有人听见。

　　看他此举，似有难言之隐。通过他的陈述，发现是一起故意杀人案，我也压低声音告知他案件进度，解答他提出的一些刑事诉讼程序性问题。

　　待他走后，我叹息良久。一个“80后”父亲，掐死了五个月大的儿子。这位父亲是外省户籍，受过高等教育，在高新区买了房子，然后结婚、生子，把父母接来同住。作为同龄人，我自愧不如，结婚生子、买房、养老，这些都是我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但就是这样一个在我看来发展很好的青年，却亲手掐死了儿子，因为孩子出生后患有脑瘫疾病，给家庭带来了极大的负担，他觉得孩子已没有医治好的可能，孩子的死亡对孩子和整个家庭都是解脱。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如果我是这个孩子，一出生就饱受病痛折磨，让一家人都跟着我受罪，我是否愿意接受这样的人生？如果我是这个孩子的父亲，儿子患脑萎缩，父亲患脑萎缩，母亲患心脏病，岳母患癌症，这样的重担下我能承受多久？如果有天我老了，病了，活得太痛苦了，有没有一种死法是安乐的？

　　2016年3月18日周五

　　下午一点，我打了个哈欠，看到门口一男一女两位藏民朋友走了进来。我揉揉眼睛，打起精神来接待。

　　两人用藏语交流，女士跟我用不太熟练的汉语说明来意：他们来自阿坝县农村，刚去成都看守所给弟弟送了生活用品，来问问他还有多久可以回家。

　　两人言谈举止非常谦逊，在《来访登记簿》上填写来访信息时候，有的汉字不会写，我帮忙填上，他们对我连连道谢；我每有所问，他们都毕恭毕敬地连忙回答。我生长在农村，经历过跟“当官的”打交道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明白他们此时的感受。他们一路从藏区农村来，不少奔波；背后有全家人在等待，多少忧虑。我告知他们，可以申请异地查询。

　　我找到判决书，将判决结果一字一句念给他们听。他们屏气凝神，生怕听漏了什么重要信息。我觉得此时的朗诵庄严而又神圣，案管窗口工作特别有价值。刚才我还在为上下班挤四个小时公交、地铁而觉得辛苦，而现在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2016年4月28日周四

　　窗口不大，故事很多。当我穿上检察制服，别上检徽，戴上印有“JCY113”的工作牌，坐在窗口里，迎接络绎不绝的来客，就更加明白了“立检为公，司法为民”的含义，也和人民群众的感情更真更深。

　　（作者单位：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