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上海读完中学，考上了清华大学，毕业后又到柏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如饥似渴的求知欲望为父亲积累了丰厚的知识，无尽的追问，大胆的求索，也让父亲不断前行，更为日后父亲凭知识靠智慧效法岳飞“精忠报国”叩开了通往胜利的大门……

　　1934年，父亲学成准备回国，有人以“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为由，竭力挽留我父亲。父亲却以“科学家是有自己祖国的”的话婉言谢绝了人们的好意，毅然回到了灾难深重的祖国，回到了我们身边。1936年，应竺可桢校长的邀请，父亲到浙江大学任教。父亲把母亲和我们姐弟三人接到杭州，一家人终于团聚。可是，好景不长，日寇入侵，大半国土沦陷。父亲同浙大师生一起宣传抗日，动员民众募捐，自己倾尽家财，连母亲陪嫁首饰都捐献出来，以支援民族抗战。当日本侵略者在杭州湾登陆时，一家人随浙大西迁，一路上历尽艰险，终于在贵州遵义落了脚，一年后，随理学院迁往附近小县城湄潭，那里山清水秀，空气清新，气候宜人，生活虽然十分清苦，但这一段时间是一家七口人团聚时间最长的。那时，浙大分在好几个地方上课，条件非常简陋。父亲仍然很忙，既要自编教材上好课，又把目光投向世界物理学前沿，撰写了不少高质量论文，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艰难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却也是父亲人生中最有活力的时候，创造力比较突出，思想特别活跃，出的成果也最多，还培养了像李政道、胡济民、程开甲、叶笃正等享誉海内外的优秀学生。抗战胜利后，我们全家随浙大回到杭州，父亲仍与以往一样忙碌。一家人本想过段安稳生活，谁知国民党政府挑起内战，民不聊生、民怨沸腾。仅仅三年，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眼见国民党政府大厦将倾，许多达官贵人或迁往台湾、或移居海外。此时，正在美国进行研究和考察的父亲却逆向而行，毅然回到祖国、回到了我们身边……

　　全国解放后，父亲更加忙碌，我们姐弟因为求学或者成家，先后离开父母亲，从那时起，阖家团聚几乎成为奢望。1952年，父亲奉调到北京工作。1956年赴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在那里，他所领导的研究组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让人类对微观世界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大步。1960年父亲奉命回国前，将几年积攒下来的14万元卢布（旧）悉数交给中国驻苏大使，按他一贯说法是“把钱用到更需要的地方去”。就在回国的第二年，父亲“以身许国”，王淦昌的名字就同在人间蒸发了一般，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而在巍巍长城脚下、在茫茫戈壁滩上、在深邃幽暗的山洞里却出现了一位名叫王京的长者身影，他与许多科学家、许多军人一起风餐露宿，默默无闻地奉献他们的一切。我们家人给他写信，只能写“某某信箱，王京同志收”。十七年，整整十七年，我们不知道父亲究竟在哪里，在干什么工作。在这期间，我们从报纸上、从“号外”上知道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先后爆炸成功，在震天的锣鼓声中，我们和人们一起欢庆胜利，欢呼祖国的强大，却不知道父亲为此吃了多少苦、付出了多少心血、作出了多大贡献！十七年，整整十七年！人生能有几个十七年！父亲却始终认为“值”！

　　“两弹”研制成功，或许只了却了父亲等一大批科学家“精忠报国”这个心愿，但他们深知科学发展是无止境的，要想真正做到富国强军还必须不断努力。因此，父亲仍然忙碌、仍然四处奔波、仍然在各个领域不断探索……在和平利用原子能、自主建设核电站问题上，父亲坚持“百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于是就有了秦山核电站；为了向大自然索取清洁而廉价能源，于是就有了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的研究课题；为了占领世界科技发展制高点，父亲与王大珩等四位科学家联名向中央上书，于是就有了“863”计划……当然，这并非仅靠父亲一己之力可以做到，而是众人智慧的结晶，但我可以骄傲地说，这中间倾注了父亲大量心血。

　　父亲一辈子为祖国、为科学事业殚精竭虑，奉献出了全部聪明才智，也取得了骄人业绩。顾不上小家，但绝非不爱家，自母亲走到他身边后，一辈子相濡以沫、相敬如宾，共同走过了七十八年人生路。是母亲克勤克俭撑起了这个家，为我们，也为父亲营造了一个温馨的、可以享受天伦之乐的生活基地，让父亲可以全身心地投入他所钟爱的事业中去。我们常对父亲说，你取得的业绩中，有一半是妈妈的功劳。父亲总是笑着点头。在我们看来，在国与家之间，父亲把国看得特重，如果可以用数学分子式来表示的话，他把国放在分子位置上，把家放在分母位置上，为国家倾注了他全部心血与才智，从而把自己的人生价值提高到最大值，也让自己的事业熠熠生辉。父亲把大爱献给了事业、献给了国家，但未尝不爱小家、不爱我们。记得有一次在火车上，父亲撩起长袍，用体温焐我冻得发麻的双脚；小外孙还把小时候外公背着他到几里路外看病的事情写进了回忆文章……可惜这样的经历并不多，因为父亲实在太忙了，无暇顾及我们。相反，小时候我们总觉得他对我们有点凶，他常用对自己的要求来要求我们。现在想来，“严”何尝不是爱！父亲的“严”让我们很小就懂得了努力、很早就能自立，这为我们以后的学业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我们姐弟五人尽管各自专业不同，但是大家都很尽力。父亲对我们很严，对自己近乎苛刻，即使到了晚年，他仍然在读书、在翻阅资料、在思考、在漫漫而修远的科学道路上上下求索……

　　父亲一辈子为科学事业作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党和人民也给予他很高的地位、荣誉和待遇，他曾担任过几所研究院的院长、担任过二机部副部长……在父亲看来，这是责任、是担当、是组织交给的必须完成的任务。他把自己定位为核物理学家，努力让自己成为有所作为的核物理学家。应该说，父亲做到了！对于利，在他心里几乎没有位置。父亲常对我们说“钱够花就行了，应当把它们用到更需要的地方去”。他把“够花”的标准定得很低，父亲在穿着上从不讲究，生活十分俭朴，一把破藤椅不知道坐了多少年，却不舍得丟掉……而当把钱“用到更需要的地方去”时，父亲则十分慷慨。父亲一辈子所得的奖金，如果累积起来，那是一笔可观的数目，但他没有把钱留作己用，也没有用在儿女身上。首次获得奖金数目较大的奖项，是1947年的“范旭东奖金”，他把1000美元奖金悉数分给了老师、同事和生活上有困难的学生。父亲生前最后获得的是“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按照父亲遗嘱，其中50万元设立“王淦昌物理奖”，以奖励在物理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研究人员；10万元捐赠给故乡中学，激励故乡莘莘学子奋发努力，成为有用人才，也了却父亲几十年的思乡情愫。

　　我们的血管中流淌着父母的血，父亲的家国情怀也融入了他子孙的血脉，2013年，经过我们五兄妹和儿女们郑重商量，在国与家这两个字位置的摆放上，作出了与父亲同样的选择，一致同意把传家宝——“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捐赠给浙江大学，以激励更多有志青年“献身科学，报效祖国”，继承并完成老一辈科学家未竟事业。（作者系王淦昌二女儿）（王韫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