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吱呀”一声，梦中的门开了，那是多年前一个飘雪的夜晚。 

　　父亲昂着头走进屋，自言自语，又象是对我们说：“技术问题解决了，工人复工了。”火炉上芋头香溢满屋，蜡烛花欢快地跳跃着。母亲招呼我们兄弟俩从趴着的桌上“竖”起来，取来碟子、陈醋、香油，晚餐开始了。父亲站起身，用力拍打着洒落在身上的片片雪花。 

　　“风雪夜归人”，脱口而出的诗句把我从梦境切换到现实，梦醒了，睡意全无。 

　　父亲极其严厉，这是所有了解他的人的一致评价。上世纪60年代，由于历史原因，父亲从南京一家军工企业下放到苏北。当时公社的螺丝厂、五金加工厂刚刚兴办，经常因为技术故障而停产。父亲是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的大学生，因此常常被请去解决难题。每次问题解决后，父亲都不免要说上一句，“看看你们，说了多少次，你们就是不按规程来，老是出错。” 

　　父亲极其寡言，很少同我们说笑，甚至会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发火。 

　　1977年，我和同龄人一样，跨进了小学的大门。那个时候，大家的生活都不怎么富裕，我记得使用的铅笔都是父亲用过的，而且使用时间很长，用到差不多到头时，就地取材，用细竹管套住，继续使用，直至铅笔写到尽头，实在无法使用，父亲才会给我重新更换一支。 

　　至于铅笔盒，那更加寒酸，就是乡里赤脚医生装注射液的纸盒子。每个星期天，我都要帮生产队到田头割草，劳作半天，装上满满一篮子青草，用作生产队饲养白兔，赤脚医生（兼兽医）奖励一只装药水的纸盒子，回去稍微加工一下，做成简易的铅笔盒，可以用来放铅笔和橡皮。 

　　那天的我，因为隔夜着凉发烧，浑身没劲，只割了半篮子青草，自作聪明的我，悄悄地在青草下面放了些土块，表面上看，晃晃悠悠满篮子青草。谁知，经验丰富的赤脚医生接过篮子拎了下，马上脸色不对，哗啦啦，倒空了篮子，那几个土块立马现形。 

　　父亲来了，先是一个劲道歉“教子无方”，然后手拿镰刀，拎起篮子来到田头，“嗖嗖嗖”，麻利地割了满篮子青草。 

　　此时的我，赶紧接过篮子递给赤脚医生，想换回纸盒。 

　　没想到的是，一直黑着脸的父亲，突然扬起右手，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同时，空中传来炸雷一样的吼声：“你这是做贼，想犯法啊，象你今天这样，如果不教育，明天就可能做贼去了。” 

　　“做人要守规矩，不能无法无天。什么是法，说了你一时也不会明白，那就是要守规矩。”父亲语重心长地说。 

　　我脸上火辣辣的，这是第一次挨巴掌的滋味。 

　　第二次挨巴掌，那是在参加工作后不久。 

　　当时没有现在这样规范，有些事情可以带回家去做。一次，我制作一张工作报表，上面有些数据和文字说明，当时完全是手工统计。父亲看到那张表格，大为恼火。“字写得歪歪扭扭，最起码也要横平竖直啊。你以为报表是小事？报上去会影响领导决策……” 

　　冷不丁，父亲的巴掌打了过来。“你们检察院的工作马虎不得，什么案件怎么处理，要对照法律慎之又慎。办理一个案件，就如同我们厂子里调试机器一样，一丝一毫也不能马虎哦。” 

　　下午，我在书店查阅资料时，隐约感到身后有一双眼睛注视着我，等我转身时，那人——我的父亲已经走了。在门口，他手里拿着帮我购买的习字帖，朝我满意地笑了笑。亲言之谆谆，期望之殷殷，父亲的言行使我从事检察工作开始就感到责任如山。 

　　1991年，由于工作需要，领导调我到经济检察科（反贪局前身），因为工作关系，不免要接触社会上方方面面的人，父亲总是告诫我，交友要谨慎，朋友宁缺勿滥，所谓“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切记切记。 

　　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我也有了自己的择友标准，甚至上升到以组织部考察干部的要求择友交往。 

　　然而，还是有件事情让父亲误会了。有个国企的总账会计小贝，由于自己的法定情节，被法院从轻发落判处缓刑。事后，托人送来两袋大米。我横竖不肯收，正往他摩托车上搬运时，父亲回来看到这情景，以为我是从摩托车上搬大米，大为光火。 

　　看到我确实不像往下搬，父亲这记巴掌在空中迅速减速，到我嘴巴时，几乎已是强弩之末。父亲可能觉得我日渐成熟，自此以后再也没有挨过父亲的巴掌。 

　　由于文革时落下的多种疾病，不久父亲离我们而去。 

　　委实说来，父亲言传身教，是我早年人生的领路人。由于文革中受到冲击，他生活得过于“低调”，没有高谈阔论，没有豪言壮语。只是以他独特的方式，告诫我们要守“规矩”，为人要诚实，为政要清廉。 

　　父亲三次扬起的巴掌始终在我眼前，父亲的叮咛时刻在我耳边，提醒我恪尽职守、勤勉敬业，认真对待自己的工作，严谨细致做好每一件事情，让我充满爱心地爱着家人、兄弟姐妹、同事和朋友。 

　　父爱无声，父爱如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