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6日，对于年近知天命的张丁来说尤其值得纪念，他苦心孤诣戮力抢救的5万多封家书终于有了好去处，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当天成立了。
揭牌仪式规格颇高，不乏重量级领导嘉宾，作为博物馆副馆长的张丁始终微笑着站在嘉宾身后，谈不上是主角，但所有人都知道，家书博物馆的成立，绝对离不开他这位幕后功臣。
46位文化巨擘“摇旗呐喊”
12年前，因为一条新闻，张丁“失业”了。
那是一个冬日的周末，他开车回家，从广播里无意听到了一位叫安德鲁·卡洛尔的美国历史学者征集战争家书的故事。从1998年起，安德鲁·卡洛尔开始在美国征集战时家书，三年后将这些家书结集出版，名为《美军战争家书》。此后，《美军战争家书》长期盘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首位。
张丁被触动了。他认为，中国家书承载着生生不息的血缘文化，折射着一个时代的历史、伦理、礼仪等传统文化精髓，可谓文化遗产。中国有很多著名的家书，如诸葛亮的《诫子书》、王羲之的《姨母帖》，还有近代的《傅雷家书》等，而散落在民间的家书更是灿若繁星。随着互联网、电子通讯日益普及，作为民族文化心灵密码的家书现在正面临消失的危险。
历史专业出身的张丁有点急了。他很快作出一个让所有亲朋好友都意想不到的决定——从央视辞职，抢救中国民间家书。
“很多人都觉得名人家书才有价值，普通人的家书意义不大。其实，普通人的家书更能反映真实的社会历史，反映大众情感。大众是普通人，不关注普通人，历史是不完整的。再者，从国际上历史研究的方向看，关注小人物也正成为潮流。”他觉得抢救民间家书非常值得马上去做，哪怕所有人反对，他也得孤独地坚持。
媒体人的身份帮了大忙。2005年4月10日，“抢救民间家书项目”元日。当天，在费孝通、季羡林、任继愈等46位文化巨擘的联袂倡议下，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等机构联合发起了这一项目。熟悉这一项目的人都清楚，张丁是幕后促成者和实际主持者。
值得一提的是，年近九旬的著名学者、时任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的任继愈先生亲自参加了项目启动仪式。
“这是非常难得的。”张丁回忆，任先生在启动仪式上表示，抢救民间家书活动是个大事，他愿意“积极参加，摇旗呐喊，吆喝吆喝”，理由是民间家书不是为了给别人看的，讲真话的多，做家书搜集、挽留、整理工作，对于学术界、文化界提倡讲真话意义重大；现在通讯发达了，家人间的交流不再需要用写信的方式，家书面临消失的危险。他认为有必要及时启动抢救工作。
名人的倡议，国字头单位的参与，让“抢救民间家书项目”声名远播。很快，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家书如雪片般飞来，其中就包括1907年任鸿隽（孙中山秘书）致诸兄弟书，1909年至1911年蔡锷致石醉六书，1922年沈钧儒（曾任民盟中央主席）致夫人、杏儿书等等。
只是让张丁意外的是，活动火热不久后就悄悄地归于沉寂。因为资金问题，项目开展一度难以为继。租办公室，做征集，和捐赠人来往交流，整理出书……当初志同道合的几位好友将积蓄投完后，发现没法再往里面投钱了，只好放弃。张丁除了积蓄全无，还面临辞职后断了收入来源的现实困境。
所有人都劝他放弃，犟脾气的他却难言割舍。他不得不四处“化缘”，先是联系了多位地方政府官员，人家一听是做民间家书征集整理，认为现实意义不大，不肯投入。他又找了几家企业，对方称愿意投钱，但前提是活动要冠企业的名字，被他坚决地拒绝。“这项活动从一开始就是纯公益的，捐赠人也正是看中纯公益，才愿意把保存了几十年的书信捐献给我们。如果我们有商业行为，会对整个征集活动造成无可挽回的伤害。我不可能这么做。”
在遭遇连欠7个月房租、看到物业人员就脸红躲着走的低谷后，转机出现了。2007年年初的一个周六，一位在某杂志社做老总的朋友得知张丁的处境后，打电话给他，让他第二天收拾东西来“加盟”，不仅答应为家书项目免费提供场地，还同意给张丁及其助手发工资。作为回报，张丁兼任杂志社副总编辑，负责活动策划组稿。这是他的长项。
“房租解决了，还有工资了，这多好啊！最重要的是，他让我们这个项目起死回生了。”9年后谈及朋友义举，张丁依然眉下湿润。
一年后，经过多方奔走牵线，中国人民大学主动“接纳”了张丁和他的家书项目，并成立了以张丁为主要负责人的家书文化研究中心。他兴奋极了。
一封带泪的信
著名作家苏叔阳是“抢救民间家书项目”倡议人之一和积极参与者，对于这一项目的价值意义，他一直称毋庸置疑，“家书不仅在学术上给后人提供了一个最生动、最真切的资料，同时它还具有中华文化传承的意义。我们怀念先辈，继承他们优秀的作风、优秀的教化、优秀的道德伦理，凭什么？就凭这些家书。”
在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尺翰之美”传统家书展中，记者看到了一封带泪的信。这是一位儿子写给继母的“忏悔信”，泛黄的信纸上，继母的泪迹依然清晰可辨。
这封信写于1960年3月4日，信中称，由于少时不懂事，误以为继母挤走了亲生母亲，故经常和继母作对，长大后忆起点点滴滴，才发现继母其实一直将兄妹四人视同己出，给予了他们绵绵不绝的母爱。
信中还提到，母亲年轻时就读于辅仁大学，被称“女状元”，绘画才能卓越，为了给建党四十周年献礼，主动放弃钟爱的绘画事业，一个人寂寞地花了近20年时间，临摹出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注：此巨制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
母亲的无私和敬业深深打动了长大后的儿子。1960年三八妇女节来临前，儿子想送母亲一件特殊的礼物，于是情真意切地写了这封长信表达悔恨之意。母亲读后感动不已，热泪一滴一滴地掉下来，打湿了信纸。
这封信一直被母亲珍藏着，直至离世。儿子后来在整理母亲遗物时发现了此信，接力珍藏。2009年，当年那位不懂事的孩子已经成为七旬老翁，了解了张丁和他的抢救民间家书项目后，决定将这封珍藏了四十余载的家书捐赠出来，让更多人了解母亲“平凡的伟大”。
张丁说，从这封“带泪的信”中还可以读到很多信息，这些信息对于研究上世纪60年代的社会历史具有较高的档案价值。
在家书博物馆，可以读到很多这样的“历史信息”。深圳的谭安利先生向“抢救家书项目”捐赠了几百封珍贵书信，其中包括革命家陶铸1950年代写给他母亲谭珊英的三封信（谭珊英早年参加革命，曾与陶铸假扮夫妻作掩护，亲历了震惊中外的厦门破狱斗争，后被派往苏联学习，回国后因找不到组织，践行父亲“教育救国”理念，做了一辈子小学教师）。
为何要将这三封市值超百万的书信捐赠出来？谭安利说，这是母亲留下的精神财富，如果贪图利益把信件拿去拍卖，有负九泉下的母亲。“拍卖也与我们家的家风不符。母亲一生教育我们心怀家国，安守清贫。”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看来，从民间家书里，可以看到一个“活着的中国”。家书不仅是人们思亲寄情的纽带，还是中华民族传统
文化的精神标识，真挚展现并传承着中国人心底最深沉的家国情怀。“家书及其所包含的文化应该是我们走向未来的一个非常完美宝贵的财富。人类要走向未来，中国要走向未来，没有这些记忆，这种情感，不可能有一个好的社会、有理想的社会、有人性的社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抢救民间家书是一个为人类、为中国留下最宝贵记忆，为我们自己留下最宝贵记忆的人类的证词。”
尊重家书“三权”
大约一个月前，围绕鲁迅致周作人的17封信到底是捐赠还是代管问题，周作人后人与绍兴鲁迅纪念馆再次打起了官司。
家书博物馆如何避免发生类似纠纷？张丁说，这一问题他早已考虑过，故在抢救民间家书项目启动之初，就聘请了法律顾问，努力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与捐赠者的约定执行，目前虽没有发生过一起纠纷，但有一些不足仍待完善，比如对于所有书信捐赠，博物馆都没有和捐赠方签订协议，“捐赠者本人在世还好，如果不在了，有继承权的子女将来找我们索要，怎么办？我准备下一步马上完善捐赠协议，通知所有人补签。”
在北京化工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岳业鹏博士看来，家书博物馆在促进历史研究、弘扬传统家庭价值的同时，应当妥善关切相关当事人所享有的合法权益，避免不必要的民事纠纷。
家书捐赠，要考虑收信者的所有权。岳业鹏解释，家书手稿所有权原则上属于该家书指定的收信人。所有权人对家书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能，可以决定将家书捐赠于家书博物馆。如果家书的所有权人已经死亡的，根据继承法关于遗嘱继承、遗赠以及法定继承的规定确定新的所有权人。若法定继承人有数人的，该家书由全体法定继承人共同共有。在遗产分割之前捐赠的，应当经过全体继承人一致同意。未经全体一致同意捐赠的，属于无权处分，权利人有权要求返还家书。
家书的出版和展览，涉及写信者的发表权。岳业鹏说，家书通常是写信人独立创作的文字作品，依法享有著作人身权和财产权。因家书通常都未曾对外公开，博物馆基于捐赠取得了家书手稿的所有权，并不意味着在法律上有权公开展览，应当取得作者（即写信者）的许可，否则就侵害了其发表权。
岳业鹏提醒，《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17条规定，“作者生前未发表的作品，如果作者未明确表示不发表，作者死亡后50年内，其发表权可由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行使；没有继承人又无人受遗赠的，由作品原件的所有人行使。”因此，作者已经死亡的受捐赠家书，其公开展览应当经过原作者（写信者）的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的许可。不过，我国著作权法对发表权有保护期限，即作者终生及其死亡后50年，截止于作者死亡后第50年的12月31日。该期限经过后，家书的公开展览（即发表）无须再经过著作权人许可。
家书的出版展览还涉及当事人的隐私权。博物馆若要公开展览，应当尊重该项权利。
现在，张丁除了考虑如何预防家书捐赠、展览、出版可能带来的法律纠纷外，他更多的思考还在于，怎么把“抢救民间家书项目”做得更大。他特别希望有个团队一起商量。
习惯于宏大的叙事之余，让我们读一读家书吧，它让历史清晰可感，真切动人，让我们与远去的人们血脉相连。郭美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