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7月29日，张翎在机场书店发现那一天的书架上摆的全是有关唐山大地震的书，那天是唐山大地震30周年的纪念日。“一本书里讲到一群孩子从震后的唐山坐火车到石家庄育红学校，一路上大人们以为他们要哭成什么样，可是他们没有，吃着苹果，神情麻木，有几位甚至微微有一丝兴奋。然后到了育红学校，孩子们给大家汇报演出，载歌载舞，结果校长在底下看着受不了，当场昏倒。”这个故事触动了张翎。

　　“当一个人突然一夜之间遭受全家覆灭的悲剧，关于亲人朋友的记忆被灾难瞬间截断，他是不是真的能从那样的苦难中恢复？”张翎说。

　　张翎写出了《余震》这部小说，2009年由冯小刚改编拍摄成了电影《唐山大地震》。张翎说，她真正要讲的，是关于心灵的余震。“地震像飓风一样刮过地面，致使人们在毫无防备的状况下倒下，倒下去的姿势是一样的，但站起来的方式却千姿百态。”

　　“自救”效果并不理想

　　当年参与唐山工业救助的上钢三厂原办公室主任李厚纯告诉记者，那个时候的唐山“废墟还没有清理完毕，但人们已开始恢复工作，有人已经开始考虑二次婚姻。地震后，唐山数十万个家庭解体，许多家庭都在很短的时间内彼此结合重组。”

　　“虽然有无奈的成分，但更多的是人对幸福天生的向往和追求。”李厚纯说。他觉得，对部分灾民而言，自我疗愈和自我恢复在当时反而可能是最好的方法。

　　没有外界力量进行心理干预的情况下，唐山地震灾民自救的效果到底如何？

　　作家钱刚在写完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后，访问过一位曾在地震废墟中被压了2天然后被救出来的唐山妇女，因为被救出来后进食的第一样东西是一瓶葡萄糖水，她从此再也不能沾甜——“经过地震的人，都像害过了一场病”。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张侃发现，唐山大地震因为没有实施心理救援，“此后在受灾人群中发生的与心理、精神问题有关的数据，比全国其他地区平均要高出3倍”。《汶川大地震期间唐山大地震亲历者心理状况调查》中显示，一些40年前唐山大地震的亲历者，在重新面对地震所造成的巨大灾难时，所产生的恐怖因子显著高于全国未经历过地震的人。由此可见，灾后心理的重建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除了发挥个人自救的主观能动，受害者还需要外界的介入干预。

　　心理救助应持续至少20年

　　唐山地震过去了32年后，四川汶川发生了另一起巨大的地震灾难，此时灾后心理重建的问题得到了政府、传媒和民众的重视。但国内心理援助还存在许多不足，专业人员匮乏、缺乏完备的救助体系、心理救助的相关研究还非常滞后……这使得汶川震后出现“看上去参与的人多，真用上劲的起到实效的却很少”的心理援助现状。

　　一批批心理咨询师涌向汶川灾区，反复让灾民讲述当时的感觉，多次重复的心理援助，如同把伤口反复打开却不包扎，对一些灾民造成了二次伤害。

　　地震受害者很难选择去信任他人或接受指导者的帮助，四川心理咨询师贾佑春及其团队在灾区3年，对此深有体会。

　　地震前一年，擂鼓镇开羌绣服装店的老张和妻子曾产生矛盾，妻子主张拆掉家里的旧房盖新的，老张不同意，但妻子还是向亲戚借了十几万元钱，修起了两层楼。结果一场地震，楼房塌了，老张想到家里负债累累，房子又塌了，焦虑不已。在一次与妻子的口角中，老张用刀砍死了妻子，然后自杀身亡。

　　他们13岁的大儿子晓航亲眼目睹了这一切，因为承受不了打击，发起了高烧，整晚头痛欲裂，无法睡眠。老张的父亲也出了问题，贾佑春与他接触的几个月中，他绝口不提亲人自杀的事情，而是和她谈一些与此无关的话题，说话像念发言稿。

　　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连锁心理问题，需要持续的心理援助，无法持续的心理救助会成为另一种伤害。

　　为此，张侃公开呼吁，对灾区的心理援助至少应该持续20年。

　　无限的可能性

　　在四川成都成立“妈妈之家”的心理咨询师刘猛和他的同事们，就完成了一个长达7年多的汶川震后心理重建工作。

　　刘猛告诉记者，灾后心理重建虽然涉及心理创伤及心理疾病的部分，但这只是地震早期需要做的工作，心理重建还包括地震后人们对生命、对死亡、对生死之间的界线以及生活轨迹的理解，“心理咨询只能缓解心理的伤痛，无法修复亲人骤然死亡带来的坍塌感和绝望感”。

　　地震后初期，刘猛在灾区建起了“帐篷学校”；为了帮助丧子母亲，刘猛创立了“妈妈之家”。在地震中失去了13位亲人的蒋玲成为“妈妈之家”志愿者，对和她一样的“丧子母亲”进行救助，这不仅让她找到了生命的支点，更拉近了咨询师团队与当地灾民的距离。

　　台湾建筑师谢英俊则以“协力造屋”“提高参与感”的方式促进着震后心理重建。他带领团队长进驻四川茂县杨柳村参与集体迁村重建，先后在数十个村落营建起大约300座轻钢结构的房子，当地没有建筑专业知识的灾民也加入到兴建新家的过程中。

　　“没有什么比建起新屋，请客放炮，吃吃喝喝更疗愈的了。”谢英俊告诉记者，“房屋的重建本身是一个非常愉悦的过程。”

　　刘猛告诉记者，虽然不是每个人经由痛苦和创伤后都能重获新生，但他始终关心这些挣扎和不屈的人们，他们有无限的可能性。

　　幸存者李西闽的自我救赎

　　50岁的恐怖小说作家李西闽，原本是个暴脾气的人。但8年前的一场灾难，让他改变了不少，心态平和了许多。

　　劫难

　　2008年5月，李西闽去四川成都彭州银厂沟的鑫海山庄创作长篇小说。5月12日下午2点左右，汶川发生地震，波及山庄，顷刻间地动山摇，李西闽来不及做任何反应，就被垮塌的楼房埋在了底下，坍塌的废墟里一片漆黑。又一阵轰响过后，伴随着碎物零杂的坠落，李西闽看到了一缕光照，然而黑夜的降临加深了李西闽的恐惧。李西闽在废墟里被埋了76个小时，钢筋从李西闽肋间嵌入，铁片插入他的左脸。为了保持持续清醒，他拿手背往铁钉上刮，并一次次将头下压，让脸上的铁片插得更深。就这样，李西闽竟熬过了整整三天三夜，在超出72小时黄金救援期后获救，成为山庄里同时被埋的好几人中唯一的幸存者。

　　获救后，李西闽把那天当作自己的重生日，“出生地是四川彭州银厂沟。”

　　把写作看作一种救赎

　　获救后的日子里，每天晚上只要一入睡，李西闽就会梦见自己还被埋在废墟之中。“我出来后，总是希望我的亲人不要离开我，就在我旁边，我才会因此感觉舒服。当我醒来时，睁开眼就能看到旁边有人，心里的一块石头才会放下来。”和原来喜欢清净的意愿相反，李西闽迷恋上了街市的喧嚣，他看到人来人往，会很心安。

　　精神上的折磨让李西闽意识到自我解救的重要性，他开始尝试将这段经历记下，两个月以后，《幸存者》初稿完成。把自己的故事写出来之后，他的噩梦开始减少，恐惧得到了发泄。

　　2009年4月，李西闽的《幸存者》获得第七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颁奖词中写道：“他在文字里重温了活着的意义，而关于活着之幸福感的崭新理解，却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来共同领会。”

　　不过对于李西闽来说，更严重的心理问题却正要到来。

　　震后抑郁症

　　李西闽告诉记者，他最早出现抑郁的状态是在2009年。那时“就好像内心有个魔鬼一样，沉睡的时候你是个正常人，等你醒过来，它就会控制你”。他时常头痛，发作起来，只能用头撞墙。“精神上的崩溃，比埋在地底下还难受。”他回忆道。

　　李西闽抑郁的状态一直持续到2012年，8月初，李西闽去青海嘎尔寺小学看望他资助的孩子们，“帮助别人是内心的事情，也是自我的救赎”。但回到上海的家，李西闽的身体和情绪却越来越糟。9月初，李西闽在老家的一家宾馆里吃掉了随身携带的安眠药和止痛药。所幸李西闽的弟弟和朋友找到了他，把他送进了医院。经医生诊断，李西闽患有抑郁症和创伤综合征。

　　很多人不理解李西闽的自杀行为，李西闽说，很多事情不是旁观者想得那么简单，“重构人生其实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许多东西是没办法重新再来的。能够把地震前的生活恢复好，就已经很不错了。所以，过好自己的生活，过好每一天，是对自己最大的安慰。也是我们往下走的信心。”

　　这几年来，每年的5月12日，李西闽仍旧会去他的“第二出生地”——彭州银厂沟。“现在过的每一天都是赚到的，活着就是一场历险，心里存着希望。”李西闽说。

　　海外灾后心理重建的做法和经验

　　日本：作为地震多发国家，日本早在1961年就出台了《灾害对策基本法》。1995年阪神大地震后，日本对该法进行了修订，其中明确规定了心理援助在灾后援助中的重要作用。已登记注册的NGO、NPO和日本红十字会、生命救助会等组织有50万名专业地震心理援助人员可以随时供政府调度。另外还有各大学的医学院、心理学系、社会工作系、慈善机构的心理援助工作者也是主要的民间心理援助力量。

　　心理锻炼是日本心理援助有别于其他国家的一项重要工作。日本法律规定，所有日本人从幼儿园时期即开始接受灾害对策教育，对实际技能进行锻炼，同时提高对地震灾害的思想免疫力和受挫力。

　　美国：1978年，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署出台了《灾难援助心理辅导手册》，该指南的出台意味着在发生国家紧急事件（地震灾害等）时，将启动国家紧急事件管理系统进行灾后心理重建工作。

　　美国有专门的灾难心理援助专业人员数据库，并形成了一整套管理制度，制定了组织管理人员职责、临床工作人员遴选标准与职责、专业人员培训计划等。此外，美国红十字会也设立了灾难服务的人力资源系统，保存和追踪救灾人员资料，通过该系统进行志愿者招募，以应对大灾难。